最近有几次机会见到以前在报社工作时的总编，他也离开了媒体行业。

有一天，他急急忙忙地赶来吃饭：“公司要C轮融资了，今天我要讲PPT。”

他一身正装，我和另外一位前同事都穿着短袖、短裤。

这让我想起十年前他还是报社总编的时候开会讲话：“有些记者、编辑也太不讲究了，穿得像三环外的农民，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主流媒体……”

这话有点不尊敬农民，其实包括他本人在内，报社有不少员工都是从乡村来到城市。

那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现在看来，这更像一种“认同焦虑”：在城市中，我们到底应该穿什么？

我很小的时候，叔叔到城市里打工，他回家过年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换一件衬衫。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衬衫，只是不同的衬衫领子，但是外面穿着毛衣，别人就无法辨认出来。

这是我对城市生活的最初想象——你必须有几件衬衫，如果没钱买的话，可以用领子来代替。

毕业后到报社工作，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我这种“衬衫焦虑”，报社的员工不像电视台那样，需要花那么多钱买衣服。

总编的讲话也没有引发大家买衣服的冲动，因为这时候文化创意行业有了自己的偶像：乔布斯引领了一个科技时代，但是发布会上却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这简直和我们平常的工装差不多——或许这也是那么多人喜欢苹果手机的一个原因？

今天谈这个，是因为网上有一场相当有趣的争论，据说北京某大厦银行员工发帖抱怨互联网公司员工：“你们这些码农能不能穿得正式一点？每天穿着大裤衩和洞洞鞋，我们的客户看到很诧异，要问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布斯引领的“硅谷创业风”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受到中国新技术和文化行业的吹捧。

这当然是因为大家“生活散漫”（或者比较懒），但是也有理论支撑：穿着随意一点，或许更有利于某种创新工作。

比如对记者来说，跑新闻现场的时候，运动鞋就比皮鞋更方便；背着电脑包随时准备写稿，要穿西装总显得怪异。

来自银行或者房屋中介的穿搭风却告诉我们，都市需要更讲究礼仪和秩序。

2019年8月，我去东京访学，第一天早上朋友就带我去品川地铁站外的一家街角咖啡馆，“在这里你能看到真正的东京”。

早高峰，无数人从地铁里涌出来，男性95%以上都穿着正装，至少都是长袖衬衫、西裤和皮鞋，有不少人还穿着西装外套。

相比之下，女性穿着虽然也很职业化，但是至少在颜色和样式上更丰富一些。

我在基金会办公大楼下面等几个朋友一起跑步，他们都是西装革履，带着一个大背包，大家一起去一个浴室换衣服。

村上春树在他那本写T恤的书中说，他在夏天都是穿短裤、短袖，只有去正式场合才穿上长裤。

一个男作家写一本关于如何穿衣服的书，本身就是某种“讲究品位”的表现。

但是在东京男性中，村上春树仍然算得上是崇尚自由的“另类”了。

这就是东京：海量的人群走来走去，但是却又有着某种严格的等级和秩序。

带我去地铁站观摩人群的朋友，想向我强调的是：这种秩序感已经构成某种压迫。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即使在演讲的时候，他也可以不穿那种特别正式的西服和衬衫，从而身体力行地“反思”。

如今中国都市里的人们再次讨论起服装要求，重要的或许不是到底该穿什么，而是参与讨论的身份：银行员工开始嫌弃大厂的“码农”土气，这似乎说明乔布斯引领的穿着风格开始失去魅力，一种新的渴求秩序的风潮已经到来。

写到这里，我打开衣柜查看，确实还没有一件合身的长袖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