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也想过，这本书为什么能够有人看？我想是因为写出了一份生命的感动，写出了寻求生命突围的力量，写出了一份人性的微光。人性是很幽微的，但人性也有温暖，这样的温暖就如一束微光，能把别人照亮。”10月14日，作家杜阳林携长篇小说《惊蛰》亮相天府书展，与梁平、罗伟章、卢一萍等作家分享《惊蛰》带给各自的新感悟，并就书中少年如何在内心寻得改变命运的内在力量进行了探讨。
▲杜阳林在分享会上。主办方供图
作为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惊蛰这天，雷声轰响震万物，预示春归大地。杜阳林的创作灵感也被惊蛰节气所蕴含的自然人文气息所激发，他于是将新作长篇小说命名为《惊蛰》。作为一部乡土题材的严肃文学作品。《惊蛰》问世两年来，销量已突破15万册，荣登各类读书榜单榜首，堪称文学书籍销售市场的一匹黑马。
小说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的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主人公凌云青父亲突然病逝，留下兄妹5人和母亲相依为命。年幼的凌云青不得不过早地直面生活的残酷，但他幸运地得到了很多帮助，这些细微但坚定的支持让这个沉稳的少年能够在苦难的生活中对未来抱有希望和追求，并最终从乡村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写作对于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尽相同，我选择书写乡村，与我经历岁月沉淀的感悟有关。”杜阳林说，前几年，他常常想起童年往事，那些原以为早已忘记的，却时常浮现脑海。“那些往事伴随着许多不快乐，却令我珍惜，随着情感浓度逐渐积聚，我开始有了‘写下它’的冲动。最终，这部《惊蛰》在我笔下诞生。”
从某个角度来看，《惊蛰》是杜阳林的“半自传”式小说。对此，卢一萍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他曾搭杜阳林的便车回家，“一路上听阳林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后来我发现，阳林讲述的成长故事，有不少情节都和《惊蛰》主人公的经历一样。”杜阳林也坦言，小说虽源自他的想象，却有真实生活素材作底，“坦白地讲，生活中有凌云青这样的原型，也有我过往的影子。”在杜阳林看来，书写《惊蛰》，不仅是自己与往事不断确认、慢慢和解的过程，也让他通过文字这种载体，感受到了与生活交流沟通的依归。
杜阳林强调，《惊蛰》不仅仅是励志小说，“从一个山村少年，有机会走上绿皮火车奔向自己的未来，他走出来的背后因素有很多，除了个人自强不息，还有他身边那些人性微光的照耀，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撑。所以，《惊蛰》更偏重于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以一个人、一群人和一代人的命运之变，揭示时代发展的铿锵足印。”
尽管没有在农村生活成长的经历，但《惊蛰》的故事却让梁平久久不能平静，“我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但是我和凌云青经历的东西是有相通的地方。”梁平认为，《惊蛰》中凌云青的自我觉醒、自我修正的精神轨迹主要是发生在农村，而他自己的成长年代背景与凌云青是相似的，因此他常常能在读《惊蛰》的时候找到自己，“比如翻烟盒游戏，当时的乡村城市都有，还有用罐头玻璃杯当水杯，用尼龙线给玻璃杯编防烫套等。”
梁平也同意不能简单将《惊蛰》概括为励志小说，这个定位“拉低了《惊蛰》的文学价值”，容易让读者忽略书中隐藏的叙事复线，忽视书中关于人的关系，忽略村庄和社会的关系等更为深刻的时代性话题。这一作品不仅是对乡村青年奋斗改变命运这一主题的书写，也深入透析了乡村历史文化熏染下形成的生活土壤，构成了一部乡村命运变迁与精神嬗变的沉重史诗。
“小说家的意义就在于他写的是我们普通人的史诗。”卢一萍说，《惊蛰》让他想起路遥的《人生》，“《人生》为何影响深远？它反映了一个时代几代人的痛楚。《惊蛰》也触及了我们的痛楚，质朴的文本真实反映了一代人的经历，他们所经受的悲欢离合，还有内心的痛苦和希望。”
罗伟章认为，《惊蛰》有不同层次的“完成”意味。“为什么杜阳林要写这部小说，大概是因为有自己的梦想。如果不写小说，他生命的一部分经历就沉默了。从某个程度来看，小说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完成。”
罗伟章更指出，杜阳林写的这段历史，是对社会和时代的一个“完成”。“我们走过了一段路，这是我们生命的历程。我们通过个体历程书写，折射到一段历史，这也是一个完成。《惊蛰》也是对作品本身的完成，阳林完成了一个好的作品，但我们期待下一个他未完成的更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