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与员工的确是＂天敌＂，分配这种事，不是你多就是我少。
这问题也就来了，既然在分配上的对立充满了必然性，为什么人们总是骂老板一方，挨骂的总是投资人？岂不是自毁经济吗？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广义公平与市场公平的问题。
人类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人天生就是自私的，你当了老板是贪婪的，谁当了老板也都是贪婪的，慷慨的前提是不差钱。如果企业不赚钱，个个都会成为失信人，这与道德无关。姚振华当年与万科恶斗，业界称之为”野蛮人“，那是资本的力量；如今拖欠员工工资，一样被打得眼镜都掉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广义公平
人们之所以指责老板，正是从广义的公平出发。
人们不会去问：老板与员工的投入、风险的承担、企业的组织与产品的创新是谁在主导？人们只会直观地判定：凭什么我在劳动，你坐在咖啡厅喝咖啡，却比我拿的钱多，而且是多得多。这就是广义的公平，人本主义的公平，与市场无关，只考虑你我都是人，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同？
当然，这种呐喊改变不了个人的命运，该去拼生活，还是要拼，你去和老板谈剥削论，一分钱的工薪也涨不了，除非你就是那个老板离不开的人。
市场公平
如果人本主义的理念能让人类丰衣足食，二百年前就应该实现共产主义了。
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还有另一种公平，这就是市场公平。
市场公平是用资本的投入定义分配，因为这是起码的人性。一个人投入了一百亿，你一分钱也没投入，如果收入一样，那不叫公平，相反，是极大的不公平，如果你一定要追求这种公平，就没有人投资了，就等于让姚明只能趴在地板在抢蓝板，那样的经济规则是发展不起不的，必败无疑。
还好，我们有了改革开放。
既然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唯有坚持市场公平。任正非也好，柳传志也罢，他们的收入高都是合法的，人们可以痛骂，不可以法办。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资本掌握在极少数的资本家手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注定是打工的命，而政策一再强调要提高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要实实际际地提高劳动者的第一分配收入，那么，请问，在资本统治下的打工族，又如何提高第一分配收入？
干掉资本家？这肯定不行，要行就不会搞什么改革开放了。
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只有北方的小兄弟还在实行清一色的全民所有制，不允许私人资本的存在，结果被边缘化了，那不是中国的理想选择，中国必须保持高水平的竞争姿态，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农夫”自给自足“的田园模式。
不能离开市场谈公平
我们的问题，只能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第一次分配收入？
这样问题就简单了，一切取决于资本与劳动的供求关系，前提是，必须是一个有效的赚钱的市场。
我们现在谈民营经济的信心，基本都是学院派的空谈，看看去年民企的利润就清楚了，没有赚钱效应，信心终将碎落一地。２０２２年，全国４７００万民企，总利润２６６００亿，每家企业均摊年收入不过６万元，以民企总资产１５０万亿计，资产收益率只有一个多百分点，不如放到银行存款或理财，如此凋零的民企生态环境，令人痛心疾首，而２０２３年上半年，利润率竟然又大幅下滑了２２．９％，这还怎么谈信心？
我们说了，提高劳动者第一次分配，要看资本与劳动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必须是一个资本的洼地，要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赚钱效应，否则，民间资本与外国资本会选择退出，甚至直接＂走资＂．那么，我们将面对的不是提高，现实就是这样，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能保住职岗就算不错。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
一切在政策，民企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支持、引导、做大做强“，而是重新定义财政、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减税降息，古今无出此道。
人们会有一个疑问，企业赚钱了就一定会提高劳动者的工薪吗？
宏观上会。
资本越多，对劳动的需求也越高，企业要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人是第一要素，就会浮现工程师红利，也会在总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第一次分配收入水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所有人会齐步走，也不意味着中国市场会出现劳动力不足，最底层的人仍将难以改变命运。
难道市场经济就要抛弃底层人吗，不可以，但是，变不是投资人的责任，投资人也没有这种“贡献”的义务，责任在财政。投资人依法纳税就是最大的社会责任，税交给了财政，财政的钱不是去举办盛大的宴会，盖办公大楼，主要要取之于企业，用之于民生。舆论去有意无意地剑指”万恶的资本家“，用剥削论去抹平底层劳动者的愤怒，结果是本末倒置，民营经济失去了信任感。
政策可以做的，是大比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个税起征点，并真诚地提高第二次分配收入水平，健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的保障制度，让全国老百姓有一个基本的、可靠的生存保障。
这些问题，在两会之后，都已经高调提了出来，也的确到了必须去解决的时间窗口，相信年内会有新政出台。
时间不多了，到了年底，企业将亚力山大。
至于其它美好的愿景、宏大的叙事，权当是鼓舞我们继续前行的正能量吧。
